（一）基本案情

　　2000年11月7日，重慶市九龍坡區土地房屋權屬登記中心收到以唐蘭為賣方、程永莉為買方的《房屋買賣合同》、《房地產交易合同登記申請表》等關于唐蘭所有房屋的房屋買賣材料，材料上均蓋有“唐蘭”字樣私章，部分材料簽有“唐蘭”字樣簽名，重慶市九龍坡區土地房屋權屬登記中心憑上述材料將登記在唐蘭名下的房屋過戶給了程永莉。2003年4月17日，唐蘭以其從未與程永莉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主體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唐蘭的起訴，并在裁判理由中認為：唐蘭與程永莉蓋章簽訂制式房地產買賣合同，經登記部門審查，獲準房屋權屬轉移登記。2007年3 月，唐蘭向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訴訟，請求確認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并判令程永莉將訴爭房屋返還給唐蘭。訴訟中，法院查明，上述“唐蘭”的簽名均為程永莉丈夫所簽，“唐蘭”字樣的私章無法證明為唐蘭所有。該案經一審、二審以及重慶高院再審，均在合同是有效還是與無效之間爭議，重慶高院再審判決認為合同有效并據此駁回了唐蘭的訴訟請求。唐蘭不服，向檢察機關申訴，2012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訴。

　　（二）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涉案合同不涉及有效與無效的問題，而是是否成立的問題。在雙方當事人就合同關系是否成立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根據法律規定，應由主張合同關系成立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在“唐蘭”簽名被證實并非唐蘭本人所簽的情況下，程永莉不能證明“唐蘭”字樣的私章為唐蘭本人所有并加蓋時，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訴訟后果。行政裁定書認定的事實只能證明房管部門行政行為的合規性，并不能證明民事行為的成立，且多方面證據均證明唐蘭并未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唐蘭與程永莉之間沒有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買賣合同關系。據此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程永莉向唐蘭返還房屋。

　　（三）典型意義

　　該案庭審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接受當事人當庭質證，對于我國民事抗訴程序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該案的合同效力形態上，當事人在有效與無效之間爭議，原審法院也在合同有效與無效之間裁判，但經審理發現涉案合同僅涉及是否成立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正確運用合同成立的舉證規則，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從而做到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保護，對于民事判決中舉證責任的適用方法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