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2006年7月10日至2006年7月15日筆者出于個人目的，并以個人的名義對上海的律師業進行了考察，并及時把見風聞與感受記錄了下來，此報告曾在《上海律師》雜志上發表，以此一并收入本書，與律師同行分享。

一、上海——夢開始的地方

現在（2006年7月10日22時）我正坐在從深圳飛往上海的飛機上。去上海考察，是我上月底在北京與北京的律師交流后所做的決定，在北京我感覺自己對中國律師業的了解太浮淺了，所以回深圳后，忙完手頭上的事就立即訂好了去上海的機票。

確定好時間后我及時通知了上海的律師同行，沈律師、王律師、丁律師等，他們三個都在今年開始創立屬于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他們一直與我保持聯系，我也一直在關注他們的發展，這次正好能親臨他們的所里感受一下新所的氛圍，為此他們也做好了接應準備。素未謀面的深圳唐律師，從我的文章中得知我要去上海，熱情地給我發來郵件，并介紹他在上海的律師兄長給我認識，以幫助我與上海的律師進行更多的接觸與交流。

在參加完第五屆律師代表大會后，我一直想拜訪深圳市律師協會李淳會長，把我的想法和建議告訴他，并希望能得到深圳律師協會的支持，恰巧今天下午李淳會長給我打來了電話給予問候和關心，這讓我很興奮，我簡要告訴他要去上海考察的事，從上海回來后立即就去找他。

來深圳市律師協會的陳漪大姐一直很關心我的發展，只是因為我自己在深圳的去留上問題上一直舉棋不定，所以除了在律師協會的網站上發一些文章，一直沒有主動與他聯系和溝通。

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我一直在深圳與上海間權衡，到底是留在繼續深圳發展，還是去上海發展。相對來說，我在上海的優勢會強些，一是上海整體上的發展，二是因為上海緊鄰江蘇，江蘇人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地域上優勢上看在上海我會對我個人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幫助，我既能在上海取得發展，同時也不甘落后丟失在江蘇十幾年積累起來的資源。

而從專業方向來看，比較愿意留在深圳，因為深圳在接受和傳播新思想、新文化與新的理念上沒有任何障礙，在內地由于地域文化的限制及傳統觀念約束，新的服務與模式推廣的難度將比深圳要大，更重要的是，在深圳有龐大的企業群，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于與深圳的企業界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學習，在深圳我隨時都能找到學習型的組織和團隊，這對我的事業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資源。深圳至今仍然是全國最有創造力的城市，任何的創意都可能在此進行大膽的試驗和實踐，這也就是我留戀深圳的原因。

這次在北京的體會告訴我，只有深入到當地，站在現實的土地上才能對某一地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發展的狀況有真切的了解和體驗，聽別人說的總會習性地與深圳的地域背景聯系在一起,沒有切身的感受與體驗，所以只有親臨現場才會有身臨其境的感受。一句話: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由于出生在江南，姑姑、舅舅都在上海，從小就有在上海生活的經歷，所以對上海一直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從小一個鄉下孩子對上海大都市的向往和渴望，構成我的童年的夢想，上海是我夢開始的地方。

此行上海，但愿能給我帶來新的夢想和創意。

二、上海：遍地都是北方的“狼”

一、

下了飛機到了我預定的酒店，已經是凌晨兩時。沖完涼又上網瀏覽了一下，就休息了。

早上八時及時起床，在賓館用完早餐等候上海中浩律師事務所事務所執行主任沈永鋒律師。

九時許沈律師按約到了賓館大堂。因為楊春寶律師要出差，我們首先去了他所在的位于上海浦東陸家嘴的和華利盛律師事務所。

和華利盛律師事務所創建于2001年4月，合伙人及大部分律師都有海外留學的背景，該所現在二十余名律師，八名合伙人，是一家中等規模的律師事務所。

楊春寶律師，是我們江蘇老鄉，畢業于復旦大學，后又留學悉尼科技大學獲得法學碩士。主要專業領域為公司、證券和外商投資法，我們與楊春寶律師的交往結緣于他開辦的法律橋網站，我在其開辦的中國律師網絡聯盟論壇上發表文章并擔任版主，但更多的是在網絡上交流，真正的見面還是第一次。

既是老鄉又是校友還是盟友，說起來當然就很親切了。楊律師熱情接待了我們，介紹了他們所的發展概況與他本人的執業經歷。

和華利盛律師事務所主要的特點有：

1、業務的國際化，由于創始合伙人的留學背景，業務國際化是他們所的首要特點。

2、高效的團隊協作，該所在業務拓展上基本沿用了習慣的做法，由合伙人與律師自行拓展為主，團隊運作是以律師個人合作為基礎的。

3、在利益分配機制上合伙人利益的兩次分配是他們主要的特色也是成功的經驗，合伙的案件收費后，進行第一次比較低的提成，然后年終決算時根據收益進行第二次分配。這也是合伙制律師事務所比較成功的管理經驗。

4、把競爭引入律師助理的管理中，律師助理是和華利盛律師事務所的公共資源，事務所根據律師助理的基本情況確定底薪以及每個助理每小時的工作報酬，其中有相當大的差距。合伙人及律師根據業務需要、工作量、個人偏好等自由選擇律師助理配合其完成相應工作，并由律師按小時工資制計發工資。這也是一種創新，管理上的創新。

顯然多年來該所的合伙人之間關系比較融洽與默契，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內部資源共享機制，這在中國律師業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交流是不知不覺已經二十時多，就轉移至飯店邊吃邊聊，我把深圳律師事務所的特點與我在北京考察與交流的情況與楊律師沈律師介紹了，沈律師也介紹了他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的情況。

二、

下午兩時鐘我們到了北京信利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由于去年在深圳與該所的鄒義律師、安濤律師、何志剛律師有過交流，這次在上海是第二次謀面。在參觀了律師事務所后，我們在其律師事務所成的華夏銀行大樓的咖啡店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交流。

信利律師事務所，前身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下屬中國法律事務中心。1995年6月18日司法部批準中國法律事務中心轉制為合伙制，信利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于1999年5月創建，上海分所主要業務為：銀行金融業務、公司上市與證劵業務、公司與企業法律事務、不動產投資與房地產業務、知識產權業務等，而銀行金融業務是該的核心業務。

信利上海分所從成立至今經歷人事幾多變遷，經歷一次次大浪滔沙后才有今天較為穩定的團隊，現有三名合伙人、十余名律師。

信利上海分所的主要特點如下：

1、這是一支由崇尚文化的團隊的律師隊伍，團隊與文化是該所的核心所在，合伙人在利益之上的文化認同是其首要的特點。

2、業務的專業化，銀行金融業務是該的核心業務。

3、利益機制采用提成制，但是合伙人保證參與辦案的年輕律師的提成不低于30%是其律所團隊文化的體現。律師事務所日常辦公成本和運營成本，尤其是市場開拓成本由律所承擔，并最終分解到三名合伙人，由合伙人共同承擔。

4、利用“喝茶外交”拓展市場和業務，由于業務的專業化，律師事務所目標客戶比較明確，就是在銀行金融界。因而信利上海分所充分借鑒了北京的“圈文化”的魅力，利用喝茶、喝咖啡的機會，不斷向客戶展現信利所的品牌與個人魅力，先交朋友再談業務，火候不到，堅決不談業務。

5、服務第一，質量為本。無論業務收費多少，一旦接受服務，服務的品質與收費多少無關，只要接受了委托，就為客戶無差別地提供一流的服務。

6、信奉律師的品位決定業務的品質，境界成就事業，合伙人的胸懷決定團隊的品質。直白地說就是：什么樣的律師接什么樣的業務，什么樣的合伙人造就什么樣的團隊。所以做律師首先要選擇與決定自己將要成為怎么樣的律師，并為之付出代價。

這是信利上海分所的經驗，也是律師的執業之道，也是普通人為人處世的立人之本。

信利上海分所，曾經有六個上海本地律師，但現在只有兩名，在談到與本地律師的融合上，信利所也是深有感觸。

1、與上海本地律師在文化下理念上很難兼容。

2、上海本地律師在品牌營銷缺乏遠見，不舍得投入成本。

3、上海本地律師在細節上過于計較，缺乏合作精神，無法形成團隊合力。

4、小富即安，缺乏創新與風險意識，缺乏投資意識和開拓精神，在成本上分毫必爭，是上海本地律師的一大特點。

上海本地律師總體上是只關心碗里，不關心鍋里的；在業務拓展上過于功利，強調結果而舍不得對過程的投入。而信利上海分所反其道而行之，注重過程，舍得投入，向過程要結果。

當然這需要合伙人之間的高度認同為基礎，所以團隊精神顯得尤為重要。

三、

五點鐘左右我們結束了與信利上海所的交流，直接去沈律師所在的上海中浩律師事務所參觀，并通知上海達隆律師事務所王律師、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毛律師等，一并來中浩律師事務所集中，利用晚上的時間見面交流。

在中浩律師事務所大家見面認識相互交流后，晚上由沈律師作東，由上海達隆律師事務所王律師、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毛律師、羅律師一起共進晚餐。

中浩律師事務所自成立已經有八年的歷史，由于合伙人變化沈律師有機會加盟，現在律師事務所所有成本均由沈律師一個人承擔，由于是今年剛剛接手，一切都處于新的調整和發展之中。

上海達隆律師事務所是六月份剛剛批準設立的新所，只有三名合伙律師，現處于全新的發展階段。

中銀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3年1月，是司法部首批批準建立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建所十幾年來，在證券、金融、并購、外商投資、房地產、知識產權和國際仲裁和訴訟等法律服務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中銀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于2005年10月設立，進駐上海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打開了長三角地區的證券與上市業務的局面。

并確定第二天的行程，去拜訪上海達隆律師事務所參觀以及丁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在13日或14日次去浦東時，再去中銀律師事務所拜訪。

今天一天，沒有見到一個真正的上海本地成長起來的律師，看到的都是一群來自北方的“狼”。

三、上海律師非象即羊

由于王愛民律師上午要出庭，我和沈律師于7月12日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到達位于徐匯區的上海達隆律師事務所，這是新成立的一家小所，目前只有合伙人三名，馬高樓律師、王愛民律師、張洪喜律師，辦公面積一百平方米不到，但是布局顯得比較精致。我本以為張律師是上海人，結果一對暗號，發原來是東北人，加上王律師來自甘肅、馬律師來自西安，這又是一個十足的“狼”窩。

由于都處于全新的發展階段，沈律師就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的發展與王律師進行了交流，我也介紹了我在深圳的發展歷程經驗和教訓，同時在業務定位和拓展模式上給以建議。

由于對上海的律師業務拓展模式缺乏切身的感受與體驗，希望能與他們保持經常的聯系和交流。

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去了位于靜安區的上海居易律師事務所。該所主任丁浩洪律師從浙江來，算是半個上海人。他是第一個對我的《律師事務所的上市之路》作出反應的，所以此次上海一定是要拜訪丁律師。

上海居易律師事務所位于靜安區的一個商住樓上，丁律師剛剛接手這家律師事務所，頂替以前的合伙人，擔任律師事務所的主任。所以律師事務所整體看沒有太在的特色。

只是丁律師的個人業務確實獨具一格，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市政等基礎建設項目上，這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這個領域確實需要有強大的資源背景，也完全可以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上與營運模式上有所創新。

在進行交流后，五點鐘左右結束交流，沈律師要回律師事務所處理事務，我就回賓館休息。晚上我和從鎮江趕來的妻子、兒子一起去暢游了外灘，并乘游船夜游了浦江風情，再一次地感受夜上海的繁華與美景。

回想這兩天拜訪都是北京的分所和中小規模的所，而且大部分律師都是北方來的，幾乎沒有遇到一個講上海本土成長起來的律師。所以決定順著史建三、朱國華合著的《上海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研究》去拜訪上海本地成長起來的大象級的規模所。

7月13日一早，我選擇一天要拜訪的律師事務所，并互聯網把地址和路線都安排好，上午首先去了上海本地規模律師事務所三架馬車之一上海中信正義律師事務所，從人數上講該所僅次于上海最在的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位居第二。因為我事先沒有約訪，但該所林東品律師還是熱情地接待了我并介紹了該所的基本情況。

這是一家典型的傳統型的綜合律師事務所，成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由原來國資所上海第四律師事務所改制而來，本所現有執業律師大部分是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系、經濟法系、刑事司法系等部門的法學專家、教授、研究人員和教師，該所到目前為止采用的還是合作制而非合伙制，以訴訟業務為主，業務大都來自于律師個人的資源積累，利益分配模式采用提成制。據林律師介紹上海現在還有三分之一的合作所。

林律師本是華東正法學院副教授，由兼職律師轉為專職律師。作為專家型的律師，林律師除了注重個人律師業務發展外，同時關注時事，經常在國內各種媒體上發表有相當高度與深度的文章。為了便于學習我向林律師討要了他近期發表的一些文章，看了他的文章我深感律師要在各種主流媒體或重大社會事件中，展露自己的聲音，這也正是我需要學習的。

離開中信正義律師事務所后，我又去了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以及上海市建緯律師事務所。

金茂律師事務所創立于1988年，是一家從事專業法律服務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是中國最早被批準從事證券法律業務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在公司上市、項目融資、基礎設施、國有產權界定、基本建設大-中型項目招投標、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和信息技術等領域富有經驗。自創立至今，金茂所一直秉承"以人為本、合則有道"的企業精神，致力于為海內外客戶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法律服務。

金茂律師事務所上海市愚園路168號環球世界大廈21層，從辦公地點和設置來看，用上海話講，這是一家非常有“派頭”的律師事務所，而且完全是上海本地成長起來的國際化的律師事務所，無論規模與收費都名列在上海律師事務所中都前名列前茅，也是在國際國內有較強競爭力的律師事務所。

該所也是依托華東政法學院成長發展起來的，高級合伙人及合伙人大都來自于華東政法學院。該所是以品牌建設與內部管理著稱，但由于事先沒有約訪，沒有能進行深入的交流。了解僅僅停留在史建三、朱國華合著的《上海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研究》以及金茂律師事務所《金茂十五年》的宣傳冊的字面意義上，感覺包裝的成份比較多，缺乏真實感。

隨后我又去了上海市建緯律師事務所，建緯所的辦公室主任接待了我。該所成立于1992年，是中國大陸首家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筑工程和房地產法律服務為主的專業律師事務所。目前在北京、深圳、蘇州、昆明各設有一家分所。

該所以專業著稱，是上海本土成長起來的專業律師事務所，也是國內知名律師事務所，但在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與運營機制上比較傳統，以提成制為基礎，個人業務與團隊合作相結合。

該所創始人及主要負責人都畢業于華東政法學院。

本來還計劃去國潔律師事務所，因為時間關系以及從上海回來后就要拜見國浩（深圳）律師事務所主任、深圳市律師協會李淳會長，就沒有專門拜訪。

下午又去了上海市光明律師事務所，這也是《上海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研究》中專門介紹的上海一家較大型律師事務所。

這也是一家綜合律師事務所，體制上依然是合作制，以提成制為基本分配模式，業務拓展則以律師個人為單位，團隊運作功能不明顯，模式與機制上比較傳統。

因為由沈永豐律師的引薦，該所的肖光明律師、何立忠律師熱情接待了我，并有機會進行長時間的交流，并對整個上海律師業的發展現狀作了更全面的了解。

經過三天的走訪，對上海的律師業的現狀與發展有了體驗性的了解和感受，加上最新的上海第七屆律師代表大會的資料，明顯感覺到上海本土律師正的遭遇外來律師事務所及律師的挑戰，尤其是北方律師軍團的挑戰，而上海本地的律師在這場遭遇戰中，明顯地處于保守與劣勢地位，除了少數幾家規模所與專業所外，大部分律師事務所都退居弄堂，成為了“弄堂律師事務所”或“弄堂律師”。

據最新統計，上海目前有700多家的律師事務所，律師近7200名，3-9人的律師事務所有432家，占律師事務所總數的63．34%，其中3人所最多有77家；10-19人的律師事務所有176家，占總數的25．81%；擁有超過30名律師的律師事務所有32家，占總數的4．69%。

其中前三甲為：錦天城（146名）、中信正義（83名）、國浩（75名），被稱為是上海律師事務所的三駕馬車。

結合資料我的疑問又來了，上海到底怎么了，本地的律師非象即羊。

上海是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心，改革開放以來，律師業的發展明顯低于北京，也低于廣東，現在上海在向國際化進軍的過程中，依然是底氣不足，尤其是在金融、證券、上市、兼并業務中，與北京的律師競爭中始終處于下處的位置，而且傳統的業務也正面臨著北方律師軍團無孔不入的挑戰，而且無論是在律師事務所的模式與體制上，始終走在北京與廣東的后面。

作為一個與上海有特殊淵源關系的人，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為了對上海作進一步的了解，決定第二天去浦東的上海歷史陳列館作更深入的探究，從上海歷史和文化有層面來對上海進行深入的了解。

對上海律師業體驗性考察報告（四）

——歷史中的上海、文化中的上海

自從去年12月4日，沈律師去深圳參加西北政法學院的校友會，并有幸結識了信利律師事務所的鄒義律師、安濤律師、何志剛律師，并進行了一整天的交流后，我才發現原以為對上海很了解的我，才發現自己其實對上海的一無所知。

在總結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歷程時，讓我驚訝的是：他們來上海前，在上海都沒有任何關系和資源背景，經過一年左右的摸索，很快就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業務，并取得了良好的業績，而且他們都是同屬于北方來的“狼”。

筆者根據上海律師協會網站上的資料上進行深入統計，目前上海有外地律師事務所分所86家，律師總人數為：744人，無論是律師事務所數量還是律師人數都占到上海市律師事務所及律師人數10%強，其中北京：40家，律師人數446名；江蘇省：11家，律師人數62人；廣東省：10家，律師人數：70人；浙江省：5家，48人；福建省：4家，律師人數，18人。無論律師事務所分所數量還是律師人數都占總數的80%以上。其中北京律師事務所分所占分所總量的47%，人數卻占分所律師總人數的60%。筆者在上海的幾天中接觸到律師有：山東、河南、河北、北京、東北、西安、內蒙、新疆等北方地區的律師，另外有大量的北方地區來的律師滲透到上海本地的律師事務所中，人數暫時無法統計。在上海律師以北京的律師事務所及律師為主力，正以強勁的勢頭橫掃上海律師金融、證券、上市、投資、兼并等高端業務領域，在傳統的訴訟業務中也打得難解難分，上海本土的律師正北方律師軍團的嚴重挑戰。

上海的律師到底怎么了？帶著這個問題，我于2006年7月14日上午來到了位于東方明珠塔下的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

歷史中的上海

考古的發現表明早在6000年前，上海地區的先民們已在這里勞動、生息。最早的居民主要在崗身以西從事狩獵、漁牧活動，爾后逐漸耕墾務農，形成聚落。此后又隨三角洲新漲灘地的拓展向東發展，大都具有海濱漁村的特色。

春秋戰國時期，上海地區先是吳越之地，后又屬楚，楚考烈王時為春申君黃歇封地。相傳黃歇開鑿黃浦江，黃浦江因而又名春申江，上海別稱“申”由此而來。吳淞江下游兩岸居民多以捕魚為生，漁民創制一種用以捕魚捉蟹的工具“扈”，后“扈”演變為“滬”；古時又稱獨流入海的江河為“瀆”，故上海被稱為“滬瀆”，簡稱“滬”。從漢代起，上海就有鑄錢、冶鐵、煮鹽業。隋唐時期，隨著江南經濟的不斷開發，上海一帶的經濟也得到較快的發展。唐開元初年，興修了南起鹽官、北至吳淞江的捍海塘。土地也得到開墾，逐步發展成為重要的產糧區。此后，市境人口及縣鎮漸增，規模日益擴展。

中唐以后，上海與海內外的經濟、文化聯系進一步擴大，唐天寶十年(751年)，從昆山、嘉興、海鹽三縣劃出地區設立華亭縣，華亭縣東北境內的華亭海，即現在上海市區的所在地。

隨后，由于河道變遷和海岸線向外延伸，距海日遠，青龍鎮逐漸變為內港，其地位遂為北宋熙寧年間興起的上海所取代。南宋咸淳三年(1276年)，設上海鎮治，屬華亭縣管轄。當時上海作為新的貿易港口，已是風檣浪舶，商賈糜集之地。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鎮設立市舶司，繼而又設都漕運萬戶府。其時，上海鎮已為“華亭東北一巨鎮”。至元二十八年，將華亭縣東北的五個鄉劃出，定名上海縣。上海建縣后，經濟得到很大發展。植棉業日趨興盛，棉紡織業亦漸漸興起。松江烏泥涇人黃道婆，從海南帶回先進的紡織技術，并改革紡織工具，織品量多質優，促進了手工棉紡織業的發展。明代中葉，上海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業中心，布匹行銷全國，遠銷海外，有“木棉文綾，衣被天下”之稱。上海縣經濟的另一支柱是航運業。明永樂十年(1412年)，在今川沙高橋鎮北臨海處構筑土山，設有烽堠，以利船舶進出長江，時稱“寶山”。當時上海成為海運貯糧的集散點。沙船是航運中的主要運輸工具。

清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開放海禁，次年又設立江海關，由此上海的航運業得到空前發展。上海逐步形成內河航運、長江航運、南北洋航運和國際航運等多條航線，成為棉布進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為海上貿易的中轉站，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有時多達3000多艘。清乾隆、嘉慶年間，上海逐漸成為全國貿易大港和漕糧運輸中心，被稱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

這段歷史說來話很長，其實走進陳列館，發現歷史原來是那么的簡單。陳列館的一樓是各種各樣的車，包括獨輪車、黃袍車、三輪車、電車、汽車等，我沒有顧得上多看，就直接到了二樓。

上了二樓，直接看到了江南農家的茅屋，以及茅屋中的鍋瓢、水缸、壇罐以及門口的草堆、磨豆腐的石磨、紡車、舂米的石臼等等這一切，對一個土生土長的江南人再熟悉不過了，再往前走，看到了坐在獨輪車的媳婦、小吃攤，再一看前面復制的幾家店鋪，鐵匠店、賣竹器的、賣漁貨的、賣布的、賣醬油的、彈棉花的、藥店、老虎灶、茶館等，除了花圈店、棺材店外，基本都一應俱全了。

看著這些店鋪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暑期故鄉的小鎮，在江南農村，任何一個古鎮上，這樣店幾乎千篇一律地存在著，大同小異，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前。

這就是江南的歷史、上海的歷史，并由此可以上溯到一千年前，甚至二千年前，由于原始的生產工具沒有大的改變（僅耕田的犁一直用了一千多年沒有改變），百姓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幾乎沒有在的改觀。歷史往往是被穿上了太多的外衣而顯得撲朔迷離，讓局外人霧里看花，其實歷史就是這么簡單。

看完這些店鋪再沿著江南人特有然后再沿著熟悉的巷道，小橋流水間，從民居瓦房到門上的對聯，甚至是角落里的一只米缸，看起來都是那么的熟悉，仿佛置身于歷史中。由此向前走一直走到了鴉片戰爭，上海的命運由此發生了變化，一切都是南京條約開始，從1843年11月17日開埠后，才使上海成為了十里洋場。

說到鴉片戰爭，不能不說鴉片戰爭的原因。頑固的地主經濟、堅韌的小農經濟、單一的農業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行主要的組成部分，一切都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無論是自耕農、佃農、依附農民其生產方式都是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由于生產規模小，收入低，小農經濟很難進行擴大再生產，對土地進行投資，改善生產條件，為此小農只能把家庭手工業作為爭取生存保障的門路，實行“男耕女織”、“以織助耕”，衣食之類的生活必須品盡可能自給。這種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牢固結合是中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重要特征。

農民從事紡織、編織，充分利用一切空隙時間，男女老少一齊承擔，夜以繼日，直到十九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生產出來布匹的價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機上用手工織成的更便宜”。（《馬恩選集》第二卷59頁），這就是鴉片戰爭暴發的真正原因。

當英國人用珍妮發明的紡織機和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生產出來的洋布，進入中國市場后，遭到了小農經濟的頑強的抵抗，英國人始終無法打開中國的市場，為此惱羞成怒的英國人終于想到了鴉片，用鴉片貿易一步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終于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后，“八國聯軍”名正言順地占據了上海。

根據條約規定，上海被開放成通商口岸，隧進一步淪為國際殖民地。1845年，英國在上海設立租界。接著，美租界、法租界相繼設立。以后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積達32.82平方公里。租界成為中國土地上的“國中之國”。開埠后的上海，成為外國殖民主義者在中國傾銷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國資本控制了上海海關的關稅行政大權，壟斷了絕大部分金融外匯和進出口業務，攫取了中國沿海南北洋和長江航運權。先后在航運、銀行、洋行、加工、印刷、制藥、建筑、公用事業等領域開辦了一批近代企業。一批批外國冒險家先后來到上海，投機買賣，牟取暴利。

同一時期，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清政府陸續在上海創辦了一批近代企業，如江南制造局、招商局、電報分局、機器織布局等。民族工商業也得到相當發展，其中棉紡織、面粉、繅絲、卷煙等行業發展尤為迅速。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上海近代工業在企業數量、技術裝備、工廠管理等方面都在全國確立了優勢地位，同時，新的工業門類不斷開拓。上海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重要基地。伴隨著經濟發展，上海一度成為遠東的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

對這段歷史，我所知道的大都來自教科書，所以顯得比較陌生。所謂的陌生是沒有切身的體驗與感受，今天我是好好地從陳列館中“十里洋場”過了一下，身臨其境地體驗上海的近代史，其實我也是在補課。

一路過來，當我經過“霞飛路”（現淮海路），穿過外國人“派克弄”大馬路（現南京路），路過“二十世紀的外灘”，途經鴉片館、按摩房、咖啡館，看到了哈哈鏡和傳說中的西洋鏡，精致的鐘表、汽車、自行車、電車、以及一幢幢讓人眼花繚亂的洋房別墅，我終于明白了上海人為什么那么勇敢，居然把敢把上海以外的地方人都稱作“鄉下人”了。

西方的工業文明帶來的一切，讓二十世紀的上海人仿佛置身于另一個世界，那些尚沒有被工業文明洗禮過的地方當然就都是“鄉下”了。

徜徉在繁華的十里洋場，感受著當時外國殖民主義者利用上海向中國傾銷商品，大量的物流帶來的資金流、人流，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繁華的服務業，運輸、金融、保險、娛樂、休閑、餐飲、包括賭博、娼妓等等行業，一時百業興旺。上海作為遠東的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就是這樣被確立起來的。

由此我聯想到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幫會組織——青幫，應該是在那個時候進入上海灘的，回家查了一下易照峰編著的《中國黑道幫會》一書，果然是如此。

青幫組織原是清代運輸皇糧的漕運水手的一種行會秘密組織，曾為清王室沿運河護糧，被稱為“安清”，通常稱其為“青幫”。清代江淮各省交納朝廷的糧食，主要經由運河運往北京，每年有400余萬石，船只有42000多艘，水手有二三十萬人之多。清王朝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這些船只和水手，設立了一個“漕運總督”，雍正三年，清政府懸榜招賢，加強漕運，當時有江蘇常熟的翁巖、江蘇武進的錢堅、杭州的潘清三人揭下榜文，承辦漕運。因三人都是天地會會員，便聯系舊有糧幫組成了“道友會”，青幫便由此產生。

由于上海開埠后，面對巨大的航運市場，青幫自然很容易順水路入滬，并從水上登陸上岸，并與外國勢力、新老軍閥相互勾結。而且在租界唯一在游離于政府與租界的力量就是幫會勢力，幫會勢力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開設賭場、妓院、煙館、販賣鴉片、買賣人口、劃地為霸、欺壓良民等等。在舊上海連拉黃包車的大都是幫會基層骨干成員。于是青幫成為中外勢力都離不開的一支力量。從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發跡史就可以略窺全貌。

在參觀陳列館的同時我也生一個疑問，就是由于上海松江烏泥涇人黃道婆，從海南帶回先進的紡織技術，并改革紡織工具，織品量多質優，促進了手工棉紡織業的發展。明代中葉，上海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業中心。

英國則借助先進的珍妮紡織機、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成為世界紡織品的中心，最終英帝國主義選擇開開埠上海，是否與上海當時的全國最大的棉紡織業中心地位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當時如果選擇在任何一個地方開埠，都可能取得這樣的結果，當時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從南到北是那么的多，為什么一定要選擇在上海。

面對這個疑問我想到了復旦大學的《中國經濟立法史》的作者和老師郭建，雖然我的畢業論文他只給了我六十分，但一直很欽佩他的才華，尤其是對中國歷史的獨到見解。但由于時間關系，加上事先沒有準備，故只能留作下次再探訪了。

不知不覺沿著陳列館路徑，我走到出口，但是為了更好地重溫上海的歷史，我又回到起點重新走了一遍。

總之這次參觀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收獲頗豐，彌補了我對上海歷史體驗上的缺失，歷史上很多看似雜亂無章的事件，往往都是由一根主線串聯在一起的，上海近代的一切都是由開埠后強大的物流帶來的。

文化中的上海

認識歷史是為了更好的面對現實，上海律師業的現狀一定是與上海的歷史，與上海的文化有關，而且歷史總是通過特定的事件沉淀下來而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所以上海今天的一切也必然與上海的文化有著某種必然的內在聯系。綜觀上海的歷史，用現在流行的語言來表達，今天的上海是江南農村的城鎮化、都市化、國際化的結果，上海的一切都離不開生它、養它的江南水土。

上海是一個讓世界注目的大都市，也是大多數人向往的城市，誰也不敢否認上海的繁華和它對中華民族歷史和現實的貢獻；上海人有很多優點，辦事細致、認真，講信用、守規距、服從秩序，上海的社會秩序和法制環境歷來是全國最好的一個地區，很多從外地來的律師感言，在上海做了幾年律師，從來就沒有請法官吃過飯，送過禮，照樣該贏的官司還是贏。但在中國的大地上總顯得與其它地方的人格格不入，甚至讓外地要很厭惡的習性。自大和良好的優越感，看不起外地人，一直是被外地人所厭惡的；上海人的算計、精明、小器、計較，人與人之間什么都要“拎得清”，“拎不清”在上海方言中，是罵人非常狠毒的一個詞，惡毒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十三點”這個“光榮”稱號。

正如信義律師事務所同行的感受一樣，上海的律師缺乏遠見、缺乏投資和風險意識，缺乏開拓精神。上海人只做有面子的、有派頭的事，至于要投資、投智，有風險、要吃苦的事上海人是不大愿意干的，簡單地說出錢太多的不愿意干、動腦子太多的不愿意干、出力太多的不愿意干、有風險的事不愿意干。

要搞清楚這些問題，就必須回到歷史中去。

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中國的上海，但首先是江南的上海，這純粹因為地理和地域的關系造成的，在這個城市里的一切最初都來自于江南，來自于江南水鄉那點點滴滴。很多外地人對上海人不理解，當然首先是因為不了解，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上海人以及上海人的文化和習俗。大家不妨跟著我去一個地方，去一個江南水鄉遍地都能找到場景。就是一畝方塘或一汪水田邊，江南人的故事就從這兒開始。

江南這塊地方，四季分明、物產豐富、素有魚米之鄉之稱，這一切都得益于水，沒有水就沒有江南人的一切。宋代通儒朱熹先生，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讀書有感”的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彩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每次談到江南的文化，我都要引用這首詩，這既是江南人的賴以生存環境的寫照，也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江南人精神世界最好的描寫。

江南的水都是通的，塘與塘之間、田與田間，鱔、蟹、蛇、蟲、蟻、螻隨時都可能讓農民的辛苦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江南的水再多，真正要用還是用引、灌、車、滔才能注入水田或水塘，所以江南人對水呵護就要從蟻穴螻巢開始，記得小時候父親擔任生產隊的放水員，在稻秧種植季節，哪怕深更半夜都要扛上鐵鍬巡查一遍，尤其是剛剛下了逐肥料與農藥的時候，水是不流走的，既要保證肥水不流外人田，也不能流進大河里。如果水一走一切都帶走了，一切都得重新再來一次。如果雨大了，還要出去水塘引水，否則塘里的魚都會因水而獲得自由，跳到大河里去了，到過年餐桌上就無魚可餐了。

因為水江南人能心不細乎？對江南人這種心細如織的習慣，如果不是在江南生活過，是不會有切身的體驗的。

再把歷史往前移幾十年，想象一個農民面對一畝方塘或一汪水田，能怎么樣？一年的期盼皆在水中，守住水就守住了一切。根本不用去冒風險，再作任何的投資，因為水能給他帶來一切。如此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生態條件，江南人只要守住江南這一方水土，也就四季衣食無憂，從來就不需要也根本沒想過要游走他鄉。

再往下看，江南人守著一方水土，其樂融融，每年都能看到大批因淮河、黃河水災而逃荒到江南的災民，江南人優越感和自豪頓時油然而生。蘇北自古就是水災的重災區，也是離江南最近的，江南人看不起蘇北人、上海人看不起蘇北人，也就由此而來，這種文化是有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江南人從小看不起“江北佬”，一是文化上原因，“江北佬”是江南人罵粗野之人的口頭禪，此言與罵“短壽命”、“短命鬼”的惡毒似乎不相上下，因為死鬼還是江南鬼，“江北佬”則連做江南人的資格都沒有。當然每年不斷涌來的災民，讓江南人的優越感一年更比一年強，我的童年也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我也是在遠離故鄉，因與來不同地域文化的沖突中，在對故土文化深入的反思中才發現了江南文化的優越感與惡毒。

江南人的自大，自古就有，不僅看不起外地，滬寧線上的幾大城市的人，一個地方的看不起一個地方的。蘇州人罵無錫人是“無錫強盜江陰賊”。我出生在江蘇丹陽，東接武進西接丹徒，其實也已經到吳文化的邊緣地帶，雖然在行政區劃上丹陽劃歸了鎮江，但是丹陽人最喜歡往常州跑。我們小時候，如果有人問：某某人去哪里了？回答：某某人去“鎮江”了。那大家都明白，某某人現在正在茅房拉屎。這就是丹陽人眼中的鎮江，這種優越感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由此看來，在江南的大地上矗立起來的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是敢把天下人都當作“鄉下人”，還是有特殊的有歷史成因的，原因也就是來自開埠后的發展。上海自開埠后，得洋人之風氣，首開中國歷史上工業文明的先河，西方工業的文明的成就，隨著殖民貿易涌入中國，首先是進入上海，一切帶洋字的商品和工業品，十里洋場的繁華，讓上海人的眼界又更上了一層樓。居然敢稱天下人為“鄉下人”，就可是天子腳下的北京人都做不到的。

誠然，江南人的富裕是因為水，上海人的優越得益于物，物流的繁華與水流的豐富使上海人與江南人的優越感同出一轍，一切僅僅流的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歸根到底都凝結到一個字，“守”上。歷史發展到今天，上海人依然在固守著自己古老的優越感，就像一個吊著奶瓶的孩子，缺乏犧牲和冒險精神，導致上海人出錢太多的不愿意干、動腦子太多的不愿意干、出力太多的不愿意干、有風險的事不愿意干。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是外來力量作用的結果，舊上海一切外來的力量的溫床，是革命力量的溫床，也是包括各種財閥和軍閥、海外冒險家的樂園，包括那種無孔不入的黑惡勢力，各種幫會組織，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最典型的就是橫行上海灘的青幫組織。

陰柔的上海人向來有守無攻，對各種力量都只能被動的接受，而不是主要地突破。最鮮明的例證是，廣東的發展是廣東人向中央要來的，而上海的發展則是中央給的。

上海的律師業的現狀，也正印證了這一點，北方律師軍團以勢不可擋之勢大舉進軍上海，上海律師在做什么？只能退避三舍，及至退至弄堂。仔細數來，也就是錦天城、國浩、金茂建緯等幾個在規模和專業上得先者，可以進行抵擋。

總之陰柔的江南文化，能滋潤上海的繁華，但不能給上海帶來創新和突破，突破上海依然需要外來的力量點起狼煙，上海的律師業要走向未來，走向世界僅僅靠上海本土文化滋養出來的律師是不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悍的北方律師軍團進軍上海，是好事不是壞事。

對上海律師業體驗性考察報告（五）

——在上海我永遠都有家的感覺

參觀完了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我就去了上海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位于浦東金貿大廈的25樓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因為此行完全是個人民間考察，像這樣的大所如果沒有律師協會的照文或者特殊的關系，是不會輕易接待一個陌生的到訪者的對我來說也僅僅是做一個體驗性考察，尋找一下在中國最昂貴的大廈中的律師事務所的體驗和感受。

錦天城由于其在深圳有分所，有各種私下的渠道得來和消息中，對其內在運行模式還是略知一二，這次上海之行，從上海律師的嘴中也有不少他們的信息。

1999年4月，上海錦聯、天和、長城三所合并開始了錦天城的規模化發展的道路，并一舉成名，至今其仍依靠其強大的品牌優勢進行規模的擴張，兼并、加盟甚至貼牌并舉，以一切手段和方法維持規模帶來的地位和效應。據說甚至采用直銷公司培養下線的方式，也就是說，錦天城的合伙人可以有自己的下線律師，下線對上線負責，上線對律所負責。如果這種說法是真的，這種規模擴張將具有非凡的殺傷力。筆者為了探尋律師事務所的發展模式，曾經三下直銷公司學習體驗國外直銷公司經營模式、管理模式和團隊和文化建設，深知直銷公司經營管理模式對律師事務所發展的影響力。

錦天城，在上海屬于大象級律師事務所，其大一定有大的道理，能在浦東最昂貴的、金貿大廈、花旗集團大廈存在，并一年更比一年好，肯定是有其成功的道理和獨到的暗器，但要完全探清楚其中的奧秘，此行的私訪顯然是不可能達到目的。所以我在錦天城律師事務所的前臺小坐了一會，拿了錦天城公開的宣傳冊，后就離開了。經查問，浦東的寫字樓租金比深圳最昂貴的地王大廈還要高，金貿大廈的樓租比地王大廈幾乎高出一倍多，按廣東人的說法，在這樣的大樓里，如果不是有非凡的實力，是一件非常“兇”的事。其實所謂的“兇”，也不是什么迷信，僅僅是因為人在特定環境的心理變態造成的，人往往因為別人送了一件高級睡袍而覺得家具、房子、妻子都立即黯然失色。在深圳，也有這樣的故事。有人第一年很風光地進了地王大廈，第二年就灰溜溜地出來了，因為在那樣的地方辦公，與之相配的要有奔馳寶馬，名貴穿戴，高檔消費來支撐，占用的現金流多了，做生意自然沒本錢了。錦天城能在這樣的大廈里生存與發展，其實力不容置疑。

參觀完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后，又去了臨近的中銀律師事務所，看望毛律師和羅律師，順便參觀他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與該所主任申林平律師互換名片并作簡短的交流，就與毛律師、羅律師一起午餐，午餐后我回浦西，見了華東政法學院三大的一位困惑中的同學，在了解他的學業和家庭情況后，給了他幾個選擇：

一、現在全力以赴，迎接司法考試。

二、大學畢業后去普通法發祥地英國留學一年，回來再作選擇。

三、繼續讀研，為自己的未來繼續進行知識積累。

四、畢業后去法院實習一到二年，從刑庭和民庭開始，這樣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快速積累辦案的經驗的技巧，同時培養起自己與法官、律師、當事人交往中良好的心理素質。

五、去公司或律師事務所實習，工作兩三年后再去讀研。

之所以給其如此選擇，因為上海的孩子都比較文弱，經不起風浪與打擊，如果直接去公司或律師事務所上班，律師夢想很可能在就業初期被各種各樣的磨難給磨滅了，公司法務往往比較單一，而且缺乏對抗性，對培養律師綜合素養不利；去律師事務所，如果跟上一個只會“倒江湖”的師傅，一生都會深受其害。工作以后重新學習，可以幫助自己改變成長的伙伴與團隊，結識一批對工作與事業有幫助的人。

結束這次會談后，我就結束了這次上海之行的考察。回到賓館我才撥通了姑姑家的電話，告訴姑姑我出差來上海一個星期了，明天來看你們，晚上的飛機回深圳。這也是我第一次用上海話與人對話，來上海一個星期幾乎沒有說過一句上海話，我也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居然在上海說不了上海話。由此可見上海人對外地人寬容多了，普通話、外地話在上海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此行上海，因為完全是體驗式的考察，不想有任何干擾，所以這次來就沒有通知任何親戚，等結束考察后再去看她們。

第二天上午剛剛到姑姑家，表哥與表妹就打電話來興師問罪了，居然在上海一個星期也來事先打個電話。我只能一個勁地賠禮道歉，說下次堅決不敢了。

因為有姑姑與舅舅都在上海，從小我就有機會來到上海，與表哥表妹的關系就如同親兄弟妹妹一樣，小時候我們不可能經常來上海，但表哥表妹每年暑假都會去鄉下看我們，由于我是我們家的獨子，大家對我也是特別關照。從小我也是在幾個姑姑的支助下完成學業，可以這么說，我成長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她們的關懷。這一次來上海，因為時間與行程比較緊，只能看望一下姑姑、姑夫她們了，舅媽與表妹都沒時間去了，遺憾只能等一次來彌補了。

在上海，親情是我永遠的牽掛，舅舅去世得早，舅姑與表妹兩個人相依為命生活了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這個表妹，雖然比我小不了幾歲，但在我面前永遠像個孩子，只要我一去，高興得像只小兔子，問這問那，簡直把我當百科全書，大表哥前幾年因工傷去世，對姑姑、姑夫的打擊很大，至今沒有完全走出來，天天在家燒香拜佛，祈禱和祝福所有人的平安。

在上海我有割不斷的親情，任何時候來上海也都有家的感覺。正因為對上海有著一份特殊的牽掛與感情，也有我特殊的理解，所以此行對上海律師業的考察也是特別用心，真心希望上海的律師業能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律師業面向世界、走向未來的生力軍，真正對得起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稱號。

對上海律師業體驗性考察報告（六）

——離開上海后的后續報道

7月15日下午在姑姑吃過晚飯，六點鐘準時出發去浦東機場。回想幾天的在上海收獲，不僅看到很多、聽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在所見所聞中，能體驗到很多看不到、聽不到的東西。無論是走馬觀花式的訪問、還是浮光掠影式的訪談、還是長時間的促膝交流，我都能有所收獲。這一切都源自于江南文化與我的血肉交融以及對上海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獨到的理解。

一、江南村飯店的興旺告訴我們什么？

在上海數天，有兩件讓我觸動特別大，在此也一并道來，促使我對上海律師業的發展有更深的理解和了解。

7月13日與光明所的律師交流結束后，時間還比較早，晚上我就帶妻子、兒子找一家象樣的上海餐館好好享受一下上海菜，結果到了位于長安路的江南村酒家，從外面看這家店燈火輝煌，特別誘人，就毫不猶豫地進去了。進了飯店一看客人很多，一看就屬于生意也比較紅火的那種。但是等服務員拿來菜牌后，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什么菜都有，上海菜、杭州菜、粵菜、川菜、湘菜、東北菜，一應俱全。平常對上海菜、杭州菜、江蘇菜，我不用看菜牌都能點上一桌子，可今天愣是不靈了，只能看著菜牌點幾道看起來像上海菜的菜了。

雖然覺得有些不可理解，但人家生意好是真的，開飯店有客人來最重要，能賺到錢是根本，于是我又聯想到目前的律師事務所，無論在上海、北京、深圳，這樣的全能律師事務所遍地都是，一些老的綜合所更是如此。拳打腳踢，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抓來業務最重要，律師業務完全是根據律師個人的偏好與品味來決定，這看起來不了看，說起來不好聽，但是律師個人也好，律師事務所也罷，生存最重要，有業務做是根本。

目前所以律師事務所在向專業化過度的過程中，絕對不是求之過急的事，律師事務所專業化的道路是一定要走，專業的旗號也一定要打，但是專業化之初，還在要專業在大旗下訴訟業務與非訴訟業務兼收并蓄，在業務中選擇業務，在客戶中選擇客戶，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當然在專業化道路上已經功成名就的除外。

上海的律師事務所綜合所編多，也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現在僅僅是如何引領的問題。注重過程，向過程要結果，這是上海的律師必須要修的一門課，專業化不僅僅是結果，更是過程，水到渠成方為真功夫，對大多數律師事務所來，只是需要用心和力來培養自己的專業，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一定會開花結果。

二、上海的出租車業的井然告訴我們什么？

在上海還有一個件事讓我產生很多的聯想，就是上海的出租車業的經營管理。上海的出租車業，是全國做的最好的一個城市，它不僅僅解決了眾多上海人的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成為上海人文明的窗口。

首先在上海，要想成為出租車司機，必須要有上海戶口。

其次上海的出租車，一車配兩人，每人每月開十五天，實際是每人開一天，每人每月向公司交五千元左右，如此兩個司機每人每月都有三到五千元的收入，而且人也不至于很辛苦，因為可以工作一天休息一天。

再次，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只要向公司交納五千元押金即可，而不是像深圳，司機需要交納十八萬元的押金（最近降至九萬元），每月還要交納一萬五千元費用，累死累活下來，一個月也就能掙三五千元。

根據筆者與各地出租車司機的了解，大城市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基本都保持在每月三至五千元的收入，但為此付出的成本，深圳最高、北京次之、上海最低。

為什么會有如此結果，因為上海市的政府沒有放棄對出租車行業的行業控制和管理，上海的出租車業不允許外地的司機介入，也不允許外來的財團或資本加入，對出租車司機的戶口限制是最簡單有效的辦法。

這從另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上海人的事，只要沒有外來力量的干預，就能做的井井有條，對封閉的事或人和處理上，永遠都到最細微、最精致，既充滿人性又講究品味。聯想起上海的律師業。如果沒有強大的外來軍團的橫掃，上海的律師一樣可以做到最好，什么上市、投資、兼并、金融保險以及各種訴訟案件，上海的律師一樣可以拎得起，畢竟上海有華東政法學院、復旦大學這樣的學院支撐，各種法律人才都能自我培養。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北方的律師來了，北京的律師來了。北方人一向以強悍與頑強著稱，北京的律師一向以大氣強勢稱雄。

在此出現的狀況一半是意料之中，一半又是出人意料。

1、上海人比較注重“派頭”，北京的律師一來，與上海的律師很快就出現了比較，上海人還是更愿意找的“派頭”北京律師提供服務，所以北京的律師在上海是如魚得水，不僅占領地上海的市場，還占領地長三角以及華東地區的市場。所以上海的律師得放下小架子氣好好學習北京律師的大氣。按海爾張瑞敏的說法，在中國要想成大事，必須“先造勢，后謀利”，也就是說要先造勢、再造事，就事論事，直奔主題的做法，顯然是沒有“派頭”的表現。

2、上海人要體面，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忌諱莫深，尤其是像找律師、打官司之類的“丟人顯眼”的事，總是不愿意讓熟人知道，也不愿意找熟悉的律師。如此外地的律師到了上海市場上，還真就不愁沒有業務。很多外地律師到了上海，就僅僅憑個人網站或加盟某個專業網站獲得了業務，并得以生存下來。上海的沈永豐律師就是最典型的成功例證，當時他初到上海時就是憑“合同法在線”與“離婚網”獲得了相當的案源，解決了“初到貴地”的生存困境。當然這樣的律師還有很多，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律師做網站曾經一度很熱門，有的所每個律師都有自己的網站，有的甚至有好幾個。

當然外地律師在上海很快能得以生存和發展，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司法環境，業內素有“上海的法官、北京的律師”之說，也就是說上海的法官辦案細致、認真、敬業，處處謹小慎微，不會因為當事人或律師的一點蠅頭小利，以身試法。

上海是個好地方，作為律師能有上海這樣的環境，是一種幸運，大上海的良好的司法環境就是上海律師最好的社會資源。說到此今天上海的律師也許只做好一件事，就放下自以為大的優越感，走出辦公室、走向市場，把自己當作一件商品來推銷。畢竟上海的律師業不可能像出租車行業一樣有政府的保護，所以上海的律師必須與強悍與頑強的外地律師平起走坐地面對市場，用一顆虔誠的心來面對市場、面對競爭、面對客戶。

三、放下做派，以平常心面對職業與事業

寫完這兩件事，我突然想起十五年前發生的一件事，那時我還在法院執行庭工作，上海某法院去我管轄的片區執行，我去配合他們執行，其實是為他們壯膽。記得當時隨行的有一位上海的律師，期間上海的法官調侃上海的律師說：你們做律師好“派頭”，當事人來請你們，你們還要看看當事人用什么來接你的，如果車子不好，就會找理由說我很忙，來不了。

當然這是帶有]調侃色彩的語言，但從中也反應出當時上海的律師在社會大眾心目中地位，尤其是作為國家工作人員，上海的律師還是具有相當的優越感的。但顯然這種優越感中也會明顯地帶有做作或做派。

律師必要的包裝是必不可少的，但更能打動人的是律師的人格魅力和良好風范，時代不同，律師僅僅是一名普通社會工作者。社會定位不同了，優越感中的上海人、優越感中上海律師，都必須放下這種毫無意義的優越感，認真地面對市場、面對客戶。

律師的職業不能給律師帶來優越感，律師的優越感只來自有品質的服務和通過服務建立起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以此給自己的職業帶來源源不斷的案源和財富，這才是律師的立業之本。

律師啊律師，這是一個誘人的行當，也是一個讓人飽嘗煉獄的職業，做律師需要放下很多的東西，包括平常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但還必須讓自己做一個平常的人，用平常的心面對一切，包括自己的職業與事業。

中國的律師業經過短短二十多年的發展，相當于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一切都還處于過程中，一切也都是暫時的，中國的律師未來到底是怎么樣的，都需要大家共同來探求，無論是上海的律師、北京的律師、深圳的律師業或是其它地方的律師，都要為此付出不斷的努力與探索。

上海不僅僅是上海人的上海，更是中國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如果上海的律師不能以寬廣的胸懷來面對未來，那么最后占領上海的就是北京的律師、廣東的律師、外地的律師還有外國的律師。